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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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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8 16:35: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撰
《中国医学通史简编》经过医史学家们长期的学术酝酿、研讨,筹划,最终在卫生部和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的关怀下,动员组织了全国医史界(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专家学者,于1987年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中国医学通史简编》各分卷历时八个春秋,经多次审阅、修改而初具规模,下面谨就有关编写与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和技术问题,作以下必要的说明。
(一)体例与分期问题: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这部巨大著作的酝酿过程中,考虑讨论了该书的分期问题,最后确定为四巨册,即古代医学分卷(远古~1840)、近代医学分卷(1840~1949)、现代医学分卷(1949~1995)与医史文物图谱卷。为首先给人以清晰的时间概念,并能体现医学发展的规律,古代卷分中国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等10章,在编述上以时系事,联系医家、医著、学术、体现了中国医学通史纵不断线,从古通今的连贯性特点。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书体例,先概述、医事制度、律令、医学教育;次医,药卫生保健等学术;再医药文化交流,医家传记、医籍评介;其它较独特的专节一般放在最后。
医学史分期,是否切合历史实际,是测量一部医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切合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实际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观上给人一目了然、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透过分期的微观上还能得出医学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实质内函,《中国医学通史简编》总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多部专著分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充分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由于中国医学史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纵横交织、纲举目张的史书体例,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容纳中国医学史的基本内容,虽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少有变动,但每章节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然而却能从中看出上下的衔接与发展变化。
(二)关于医学起源问题。中外医史界、科技史界历来对此意见分歧、见仁见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无论是巫源说、动物本能说、圣贤创医说等等。均不无道理,但又各有偏颇,通过综合分析,本书在编写中主张以实践为主体的多源综合说,其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人类医疗活动的历史比巫出现要早,所以单纯强调医源于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动物越高级,其本能越减退,所以以动物本能为医的唯一源泉是难以成立的。圣贤创医说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所以说医学起源问题绝非某一单纯观点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三)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中国古代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源一体化的结构。在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医疗学术经验在内。
而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各地各族医药经验时“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因而,当中国古代医学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在以后的历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辨证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医药与人文地理和文化传统。环境是对中心而言,背景是对主题而言, 近几十年来,医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诊疗保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一方面,从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生产,进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创造发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另一方面,又是处在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整个古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气势,往往为我所用。中国医学之外传,影响着朝、日、越等国的医学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鸟瞰中国的地理环境,背依欧亚大陆,西北方横亘着戈壁大漠,西南方耸立着青藏高原天然屏障,东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国度当作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以农业为主的物质生存方式,还有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和手工业等,医药文化莫不受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中国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铸造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压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学思想。当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只有神学而无科学的地位,科学只是神学婢女的岁月,中国的医药文化一直以其科学与文明的风姿在世界医林中占居领先的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医学,它有着更光明远大的前景,它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它又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一大贡献。从中国人文地理看,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中心,开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从秦汉到隋唐仍在陕西、河南、山东及长江以北地区,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国医药文化中心呈东迁南迁之势,明清之际,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如果说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起根发苗和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对成熟和开花结果则在江南人文荟萃的地方。
(五)对医药学家评价。医史是医药学家活动的舞台,医家的传记、著述、学术思想、医事活动等,牵扯到医史的每个纲目与网络。本编对医史人物的评价,着重强调:
①研究医学家的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结论必须确切,必须符合实际,能反映其特点。
②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必须严肃认真,要从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要单凭序跋、小传或二三手资料作结论;
③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在研究过程中,只要结论符合实际,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核心,虽然它不符合潮流,或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鉴的意见或结论;
④研究医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⑤研究历代医学家要予以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结论,对医学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褒,有阻碍作用的就贬。只有做到这一点,既知其进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极性之可能危害,才会对现代有更多借鉴;
⑥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抓注主流。医学家的学术见解、经验和论述,多是各式各样的,兼杂并列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对自己的学说予以明确的、系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钻研,分析综合,从错综复杂的大量资料中,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头绪;
⑦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
(六)医药学史料问题。研究医药卫生发展,史料是基础,大量掌握和研究、鉴别史料是医史研究的基本功。没有史料尤如无米之炊。由于医学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体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现象和天地间各种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种联系,所以医史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保健学术本身,还广泛深入地涉及到医药文化的各个方位与层面,医史史料的来源是多途径的。古代医学史料以文献和文物史料为主,同时还包括一些医药卫生民俗史料。
文献史料除历代医籍和医史专著外,广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笔记、地方志、少数民族有关的医药文献。这是本书史料的主要来源,其间有大量、细致的文献学研究,鉴别真伪、考证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简帛,以及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实际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经变成文献资料。我们将比较全面系统征集历代医药卫生文物图片,将收入医史文物图谱卷,作为比较直观的素材,将对文献发挥有说服力的科学的互证。
关于民俗,自古以来,民俗和医药卫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医药卫生民俗,发挥过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医史的一个载体,民俗史料不可忽视,往往可补充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医论苍白和史实的匮乏,特别是原始社会医史,秦汉以至先秦医史,少数民族医史,没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献的民族医史,以及社会医学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医药卫生民俗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绪论
在这个世纪跨百、跨千的重要时期,科技浪潮瞬息万变、日新月异。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在振兴,继续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面镜子,是其发展规律研究与再现的科学。
中医药学的文明史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医学史的概念
中国医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医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泛化,把医史工作者的目光带到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上来。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要求将更高,人们已不喜欢仅仅是点、线、面的描述、记录、考证,而更侧重于立体性全方位研究探讨,注重于医史医究为实际应用服务。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医史学理论研究及本学科的建构给予关注,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学术经验的采借。
过去,对中国医学史与中国医史学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医学史历史悠久,它是研究中国医学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学科;中国医史学则是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元科学。它是研究中国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要把历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历史学科作为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如果把医学史理解为一种纯粹描述史实而不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而把医史学作为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那是欠恰当的。以为医学史不是学,不带有理论性,而医史学才是学,才是理论性的科学,也是不够恰当的。医学史从来不排斥对医学历史的理论性研讨,相反,正是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二者之间或有研究侧重点之差异,但却很难确定其本质上会有更多的区别。过去习惯于用比较幼稚和比较成熟加以区别,但在二者之间要划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或学术分水岭,却几乎不大可能。单就中国医学史研究而言,虽然历代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许多领域尚侍开发。
中国医史学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国医学通史,包括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自古到今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研究;第二,是医学专科史,如:解剖学史、生理学史、内科学史、外科学史、妇科学史、预防医学史、免疫史、卫生保健史、医学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医学管理制度史等;第三,为疾病史,其内容更为丰富。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疟疾史心脏病史等等;第四,名医传记之研究;第五,古典医学文献的历史研究;第六,医学学术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第八,医学断代史研究,即取医学发展的某一时代,作横向研究;第九,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医学考古,特别史前有关文物的发掘研究,为提供接近历史真实有了可能性;第十,还必须指出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对医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医药的起源,医学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医学史的分期,中外医学史比较研究,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医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的关系等。以上十个方面,大约可以概括中国医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深广度。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医学史理论研究是医学史和医学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同疾病及影响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进行不间断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循序提高的过程,不断扩展探索领域以求相关进步的过程,因此,医学科学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即继承性与系统性。中国医学特别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由于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其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即实用性。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由上述继承性、系统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决定的。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历史”。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国医学在其发生、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上,如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果,以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服务。因此,归纳起来,其目的和意义约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医学科学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途径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鉴。
(2)研究中国医学发展与历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揭示其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定和正确评价医药卫生工作的方针,一定会有较好的理论意义。
(3)通过对历代医学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败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总结其经验,揭示其存在的规律性,用以选择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规划,创造有利于科研课题的顺利进行发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对历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学家,研究其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学术思想等,用以为当代的医学人才培养,出人才、出成果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5)通过对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诊疗技术的创造发明史的研讨,讨论其历史作用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振奋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6)国内、外医学交流,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对国外曾有过巨大影响,国外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也曾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主过巨大的作用。上述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7)理论体系产生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不但是医学本身各学科的高度综合,而且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体的本质,汲取其有益思想,就必须了解医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创新和新理论经验的突破,无不以前人的经验、成就作为起跑点,医学尤其是这样,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当代,虽然医学史研究的广泛意义远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医史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医学,实现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外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医学史的发展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
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
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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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6: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
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

元谋人。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以后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后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山顶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处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余处。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1~1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普遍和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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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始人类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一、原始人类体质的演变
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

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

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

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

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显著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河套人。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山顶洞人。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二、原始人类的疾病
(一)口腔疾病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牙齿资料,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以及磨耗等。牙周病蓝田人下颌骨右侧第一臼齿的颊侧齿槽上,有显著萎缩和边缘变厚的牙周病理变化的痕迹,该臼齿因病于生前脱落,致使右侧全部牙齿和左侧两颗门齿向缺隙部位倾斜。山顶洞人老年个体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牙周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7%,如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牙周病齿数有172个(男118个,女54个),占牙齿总数的16.6%,且男性高于女性(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河南成皋广武镇遗址的15具人类下颌骨上,有10个生前患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有两个个体牙槽骨破坏较严重,有的牙根部几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为66.7%(周大成:河南广武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口腔情况,中华口腔科杂志,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发现的桐梓人六枚牙齿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一枚6岁儿童的左上第一臼齿和一枚属10岁左右个体的左上犬齿,釉质缺损尤为严重(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5年第1期)。

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候家窑村的许家窑人类化石,据铀系法断代,距今约10万年(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在一枚儿童上颌左中门齿的齿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显的黄色小凹坑,是缺损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约12000--16000年间,在贵州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下颌骨,一个右侧下颌骨体以及仅有前颏部位的四个下颌体中,共存留25颗牙齿,几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损型为主的患齿17枚,白垩型的患齿6枚,着色型患齿1枚,仅有1枚正常。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颌齿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齿与右第一臼齿缺损形状相当一致,是一种罕见的对称性缺损氟牙症(曹波:《化石人类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龋齿,广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有龋病痕迹,患部位于近中面齿颈处,牙冠的近中面有龋洞。江苏邳县大墩子保存于下颌骨上的牙齿计1035个,男性682个,女性353个,龋齿66个,占6.4%,其中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5.2%和8.5%,女性高于男性(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齿210个,有龋齿41个,患病率为19.5%,均较现代低(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齿槽脓肿,在晚期智人资阳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中均有发现。在资阳人的化石中,齿槽骨破坏严重,左侧三枚臼齿在死前已脱落,在残留的内侧齿槽壁上,有显著的结构极不规则的骨瘢痕。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化石中,与牙周病无关的9例根尖病灶中,占全部下颌骨数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圆形瘘管,其余3例具有明显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标志。9例中7个生前患有严重龋齿,牙髓暴露,其中6个由于牙齿过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于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质崩裂,使髓腔暴露所致。齿槽脓肿在山东邹县、山东西夏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颜词:《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许家窑人、资阳人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化石中,均有发现。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15个个体的牙齿中,将老年3人、成年10人、儿童2人现存的208个牙齿分类,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绝大多数。有因磨耗过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由此并引致牙髓坏死,颊、腭、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坏疽等。此外,根据牙齿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错位牙、牙伸长等疾病也较普遍(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韩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第2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从而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粘膜和齿龈,由此并易引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人类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二)创伤性疾病

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后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后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3:186.1955)。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后愈合。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余枚。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

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

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三、原始人类的寿命
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余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后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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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与医药卫生
一、火的使用对改善

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是否与人工用火有关。北京人遗址发现大量的用火遗迹。其洞穴遗址从上至下有十三层文化堆积,其中第四层有较厚的灰烬堆积,最上面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两大堆灰烬。第四层的灰烬厚达六米,灰烬中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石头,动物骨骼及树籽,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二、居住条件改善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

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三、婚姻制度的进步及其卫生保健意义

人类最初结群而,形成原始群。原始群早期,两性关系杂乱,还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过程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杂婚阶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产生血缘家庭的一个因素。

在血缘家庭内实行血缘群婚,这种内婚制婚姻在人类史上所占时间最长。长期内婚制因血缘太近,常使后代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当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女生育的后代,比内婚制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使人们对内婚制逐渐由怀疑而动摇,开始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互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便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态一般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其间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对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起着一定推动作用。《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所得的至理铭言,至晚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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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始人类生产工具与医疗器具
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后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

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二、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三、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

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拔牙和头骨的枕部变形等均是原始社会的特殊风俗,若抛开其特定的涵义,其技术和方法与我国外科之发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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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6:5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始人类药物的发现和使用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衣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衣……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

关于神农氏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有:“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於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路史》中叙述的传说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上述之鞭药磨蜃、察尝……实质是在辨别药性过程中的某种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实验思维推理总结过程。

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

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用药经验中,动物药的应用占着较大的比例,而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与原始时代的状况作参照比较。彝族用麝香疗蛇毒;纳西族利用蚂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疗关节炎;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跳过快;用熊胆拌温水,口服或擦患处,治眼疾;用鹿心脏晒干研末,口服或擦患处,治咳嗽;佤族熊胆泡酒,口服或擦患处,治咽喉痛或退高烧;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58~45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这些生动的事实,为我们考察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最初状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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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始人类医疗技术的创造与发明
一、针灸疗法的起源

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钅咸)→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伏义……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义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义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野处而乳食.

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两千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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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3-18 16:37:2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医学的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

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

但要看到,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

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

但强调医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勿视其它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医源于圣人的创造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阐发医理,是人所共和的。医源于圣当然是一种夸大,把原始人类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医学知识,归结为少数几个无所不知全能圣人的创造,甚至夸大为医源于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合理内核,这些传说仍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为我们了解医学起源提供某些有益的根据。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很恰当的。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思维、巫术与医学

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发挥思维,进行哪怕是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原始思维那里,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群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

巫术逐步巩固下来,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了专职人员。在当时,巫师成为代表着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巫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后于医药卫生经验积累。巫师出现后,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用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说:“巫彭、……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但如果由于巫医之间存在着联系,就断定医学起源于巫,这是不真实的。

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神交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在本质上是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冲突的。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的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但人一开始就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后代,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动物的本能永远不能使其卫生反射成长为医学。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使人们不但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积累医学经验。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巫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在当时固然从事着神秘的宗教事务。其中一部分却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医学从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并逐渐冲破它的羁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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